新闻动态

献礼十九大——开启“隐性财富”之门——关注中国的矿产资源综合利用

来源:地调局成都综合利用所 作者:地调局成都综合利用所 发布时间:2017-10-18

  1.疾风知劲草: 高度重视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是一个矿产资源大国,已发现矿产171种,查明资源储量的159种,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总量约占世界的12%,居世界第三位。看到这样的数据,我们是不是特别自豪和欣喜? 

  然而,世界总是充满矛盾的,中国的矿产也是如此——这样丰厚的自然馈赠却有着重大的缺陷——贫矿多、难选冶矿多、共伴生矿多,其直接后果是,许多矿产的开发利用成本和难度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或者干脆就有不少花大力气找到的矿,只能搁置。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研究与应用是地质找矿工作和矿业开发的重要内容,是立足国内保障矿产资源供给的重要支柱!” 中国地质调查局所属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刘亚川对记者说。 

  采访刘亚川,源于一个多月前中国地质调查局在重庆召开的一次有关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新技术推广的会议,那时的匆匆交谈,让记者对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这个从新中国“一五”时期就专注于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研发的国家级研究所,以及中国地质工作者在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方面持之以恒的努力,有了大致的认识。而这一次,在2011中国国际矿业大会“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现状和政策”分论坛再次见到他,记者更关注的则是,他作为一个国家级科研单位的领航者,对这项工作的发展有着怎样的认识。 

  不可避免,话题还是从当前的形势开始。 

  “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升级,从高能耗、高污染转向低能耗低污染升级,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升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中国矿产资源禀赋较差,因而我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成本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也是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乱采滥挖、采富弃贫现象严重的根源。可以说,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背后是我国矿产资源粗放管理、资源利用效率低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大问题。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将对国土资源管理和利用方式产生重大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大力推进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注重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当前,矿产资源需求刚性上升、资源环境约束愈发凸显,无论是保障矿产资源供给,还是改变传统矿业‘高能耗、高污染、低产率’的发展模式,都需要充分重视综合利用技术创新,努力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高效利用。必须牢记总理的嘱托。” 

  刘亚川所说的“总理的嘱托”,是指国务院总理温家宝9月2日在国土资源部考察时强调的“要大力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注重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两个月前,这一消息从北京飞到成都,着实让刘亚川兴奋了一阵。 

  刘亚川又怎能不兴奋呢? 

  在他近30年的地质生涯中,目睹、经历了太多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事业低迷而造成的茫然与困惑,即便是在上世纪末地质大调查轰轰烈烈启动的“地质工作大发展热身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也基本上是落寞地站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那时刚刚担任所长、天天为单位生存发展殚精竭虑的刘亚川,甚至上书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大声呼号:“为了中华民族的千秋万代,请重视和加强矿产资源综合利用!” 

  “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考虑,综合利用技术滞后是一个巨大威胁。试想,如果国家花了大价钱找到的却是资源价值不高甚至是呆矿,那这样的付出又有什么意义呢?近两年的整装勘查成果中,就有一些大矿是典型的难选冶矿。记得几年前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项目办公室总工程师、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项目总工程师叶天竺曾说,这些矿‘没有综合利用就毫无价值’,在综合利用方面应该是‘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我听了特别高兴,更觉得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你想想,这种国家需求是多么巨大而急迫啊!” 

  “与地质工作一样,中国的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事业也有着大起大落的历史。”刘亚川告诉记者,出于对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方面的考虑,国家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制定了“矿产资源的综合勘查、综合评价、综合开发、综合利用”原则,但可惜的是,轰轰烈烈之后是长时间的边缘化和冷板凳。幸而,包括成都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在内的几支队伍坚持了下来,即便是在生存都岌岌可危的困苦年代,也没有中断对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新技术新工艺的执著探索。 

  而今,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已从黑暗的角落走上了炫目的舞台。从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资源节约与转变发展方式到一系列政策法规的陆续出台,从国家斥巨资实施“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专项”到各大企业的自发“组团”攻关,种种情况表明,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已经上升为“矿产资源科技领域的一项重要方针政策”。“这是中国矿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更是历史的必然!”刘亚川的话充满激情。

  

2.润物细无声:

  

  “在我们单位最困难的时候,为了生存下去,我们甚至考虑过脱离中国地质科学院、离开国土资源系统,干脆成为一个科研企业,完全去市场上打拼。然而,国家级研究所的责任让我们犹豫了——许多科技难关堪称国际难题,不可能仅仅依靠企业的力量,国家必须保留着一批公益性的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科研队伍。现在看,我们也幸好没有走那一步。这几年,在国家对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重视程度一再加强的引导和推动下,我们也渐渐走出了低谷,拿出了一系列有宏观影响的大成果。”回忆起曾经的艰难和动摇,刘亚川的神情有苦涩更有坚定。 

  刘亚川告诉记者,本世纪得益于国土资源大调查的支持,成都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在30多个矿区,针对国家重要的、难选冶的矿产资源开展了大量工作,形成了一批创新的选冶技术。其中的许多进展,堪称惊喜。 

  比如,由于自主研发新药剂“EM-1脱磷和EM-506阳离子脱硅捕收剂”的出现,“脱泥—反浮选脱磷脱硅”新工艺获得成功,使酸性鲕状赤铁矿的开发利用成为可能。再比如,针对长江上游煤系硫铁矿开发出的一套全面综合利用清洁生产工艺路线,使长期以来浪费严重、大肆污染环境的煤系硫铁矿资源获得了新生。 

  这两项成果记者之前也有耳闻,但这次来自项目领衔者的专业讲解,则让记者对综合利用技术释放矿产资源价值方面的巨大能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先来看鲕状赤铁矿。 

  这是我国分布最广且储量最多的沉积型铁矿。通过上世纪50年代末和70年代的铁矿会战等勘查工作,中国的地质工作者已大致查明了鲕状赤铁矿的资源地图,探获储量37.2亿吨,预测资源量则可达上百亿吨。然而,这种铁矿因鲕粒繁多、结构复杂、品位低且含磷高,选冶效果差,只能被迫戴上“呆矿”的帽子。为了唤醒这个沉睡的宝藏,相关的科研持续了数十年,直到近两年,成都综合所才在大地调项目《鄂西宁乡式铁矿利用工艺技术研究》的支持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新工艺不仅让长久以来困扰人们的“磷高难降”、“铁贫难富”难题迎刃而解,而且与其他工艺相比具有工艺简单、成本低的显著优点。这意味着什么?上百亿吨的赤铁矿正在被渐渐唤醒! 

  再来看看广泛分布于长江上游的煤系硫铁矿。 

  这种特殊的矿产资源是3吨原矿出1吨硫铁矿精矿和2吨尾矿,而1吨硫铁矿精矿中铁和硫基本各占50%,可以说既是硫的宝库更是铁的富矿。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技术桎梏,煤系硫铁矿仅仅用于产硫,而其中伴生的铁矿资源则大部分被当成了废弃物。不仅如此,由于利用率低,当地小硫磺厂、硫酸厂排出的硫酸渣堆积如山,成为危害土壤、水系乃至人类健康的“杀手”。如今,通过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长江上游煤系硫铁矿的综合利用技术研究》,成都综合所开发出一套综合利用新技术,不仅可以大幅提高硫精矿品位,提高铁矿物回收率,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回收硫铁矿,降低选矿尾矿中硫的含量,使选硫尾矿和选矿尾水可全部获得利用,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利用该技术,硫精矿品位可提高10%~15%,回收率可提高近30%。即便仅用于开发我国川南地区的煤系硫铁矿资源,即可获得10亿吨硫和9亿吨金属铁,相当于同时获得了一座特大型硫矿山和一座特大型铁矿山。”刘亚川算了这样一笔账。 

  还有什么能够比现实更有说服力呢?而这,仅仅是成都综合所近年来众多科技成果中的代表。 

  在成都综合所数不胜数的科研成就中,记者随意摘录了几项: 

  选冶联合深度除杂生产高钛渣新技术,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铁钛混合熔炼新技术,大幅提高了攀西钒钛磁铁矿的铁、钛、钒的回收率,使我国这一珍贵资源得到更加充分合理的利用;选矿富集—加压浸出—萃取新工艺,为微细粒复杂铜铅锌矿的开发利用提供了新途径;开发氟碳铈矿新型捕收剂,使微细粒天青石—氟碳铈矿稀土选矿回收率从20%提高到60%以上;高硫高铁高硅铝土矿脱硅新药剂和湿法预脱硅新技术,使重庆、贵州典型的难利用铝土矿资源变成了可利用资源,且因回收利用其共伴生元素大大提升了资源价值;“选矿富集—氯化物助溶—加压浸出—碳酸盐沉锰”生产人造氧化锰新技术,攻克了高磷高铁中低品位碳酸锰矿利用难关,生产出市场急缺的冶金用锰产品;花岗岩及其风化壳钪矿选矿富集—冶金提取新技术,使单独开发独立钪矿资源成为可能…… 

  一项项综合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正在为国家释放储量巨大的紧缺资源,悄然改变着中国的矿产资源利用格局。

一个个综合利用新技术正悄悄改变着中国矿业 
 

本文包含以下附件: